原载《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p33-48
「内容摘要」文章从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的社会分层及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复杂。必须对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把解决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及统筹协调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人口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关键词：人口转变；社会发展；人口社会关系
*参与本文研究工作的还包括：李通屏、王兆萍、刘毅、唐晓平、周纪昌、朱秀杰、马晓玉、蔡的贵、刘佳宁、邵梅。
收稿日期：2007年1月
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20世纪末，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在新世纪，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显现，日趋紧密，日趋复杂。
从性质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口变动和人口社会关系变化带来的问题；二是由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三是其他社会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从形式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基于人口数量的问题；二是基于人口结构的问题；三是基于人口素质的问题；四是基于人口社会关系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这几类问题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并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把解决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及统筹协调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人口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1中国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
人口发展是指人口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其数量增长、质量、构成和各种外部关系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或者，人口发展是指一个社会的人口向着适度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均衡的人口结构、合理的人口分布演进。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①「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原始阶段，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2）
中间阶段或过渡阶段，以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随后下降，自然增长率先提高后降低为基本特征；（3）现代阶段，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人口转变是处于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中间阶段。」
关于社会发展，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涉及内容的广泛程度对其内涵有不同层次的界定：（1）社会发展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发展与协调；（2）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有机整体中除经济发展之外的其它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民生活质量、城市化程度、教育水平、人口素质、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方面；（3）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指人的发展，主要包括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同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将社会发展界定为：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需要，全面提高和发挥人的素质和才能，它既包括个人能力的提高，也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善。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全面实现小康的总体战略框架下，使人民过上富足、体面、健康和安全的生活。我们将根据对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涵义的上述理解，对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做出分析和判断。
1.1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自改革和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20世纪末，中国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再生产模式，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更替水平，从1996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岁，2002年进一步提高到72.88岁，人口自然增长率自1998年开始降到10‰以下，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降低到7‰以下，2004年已低于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6）.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已经跨入低生育、低增长、高寿命的国家行列（见表1）.
1.2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
中国的社会发展已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稳定、繁荣和进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197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1523，1980年为01554，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低线水平，①「0.500以下为低人类发展水平，0.500～0.799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0以上为高人类发展水平。」2000年已经提高到0.726（见图1），在世界173个国家中位列第96位，在83个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位列第42位，在人类发展基本方面指标的数值水平，除了城市化水平一项以外，都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人均GDP 和城市化水平以外，其他指标都超过了中等人类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等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见表2）.200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水平提高到0.768，世界排名提升至第81位（UNDP，2006）.照此势头发展，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内，中国完全可以跨进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另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①「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已经从1950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78%，其中，1990年以来提高了15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世界排名从1970年的第71位上升到第62位；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1，排名世界第58位。198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以平均每年0.6个和0.2个百分点的速度缩小（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3）.
1.3社会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国家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等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发展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人口转变的发动机，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则是加速器。从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政策实施的时间进程关系看，人口死亡率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启动，并主导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人口转变过程；生育率转变的启动及迅速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并把中国带入人口转变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李建新、涂肇庆，2005；陈卫，2005）这表明，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由社会发展启动的。
1979年政府开始执行的严格控制人口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口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状态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关系更为显著。有研究表明，1978年、1990年和1998年中国各地区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0.635、0.607和0.260，而与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1、0.743和0.753（李建民，200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发展对于推进中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影响已经开始大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越来越重要。
社会发展对生育率转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和人口行为来实现的。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夫妇对于生育孩子收益和成本的判断，而且还表现在夫妇对于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因此，当我们探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夫妇们的生育决策，以及影响其决策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环境因素。自改革和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却可能被低估了。1990年代生育率结束了徘徊状态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需求下降和个人生育自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可以分为情感性需求和功利性需求，前者是指父母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后者是指孩子在劳动、收入、保障、风险防范、家庭地位等方面给父母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效用。一些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生育主要目的是情感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很小。在农村还是以传统的生育需求模式为主，即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处于更为次要的位置。中国农民之所以把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关键是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仍然是养老的主要资源，而农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使得家族势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农村生育需求模式的转变将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就前者而言，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更为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著增强，但总体上，社会发展仍滞后于人口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出生人口严重漏报、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的失常现象、①「在正常情况下，男婴和男童的死亡率高于女婴和女童，而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生活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的出现、老年人口的贫困化和边缘化等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关系失衡的突出表现。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在以下方面滞后于人口转变：第一，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薄弱，政府的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及行动严重滞后甚至缺位；第二，家庭和子女功能的社会替代品及制度安排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第三，人口空间迁移和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导致了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平及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第四，在市场力量重新安排利益分配格局之时，政府的调节行动相对迟缓和低效，使得为人口控制做出巨大奉献的计划生育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第五，由于社会发展一些方面的滞后，人口转变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收益的程度比较低。
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制度原因，即社会发展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人口发展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发展政策目标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人口发展政策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单边突进"，而其他相关社会发展政策却相对滞后。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政策和社会流动与迁移政策对于孩子功利性的需求替代，对于国家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对于人口全面发展而言，都是必需的社会发展政策条件，缺之不可，缺一不可。
2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
人口素质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人口素质的优化是人口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本研究将主要从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的人口素质。1990～2000年期间中国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2.1人口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卫生部监测点的数据，在1991～2004年期间，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见表3）.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由1990年的68.55岁提高到2002年的72.88（见表2）岁。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也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2.2人口受教育水平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基本达到初中水平，比之1990年跨上了一个台阶，并且性别差异明显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长，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著（见表4和图3），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中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并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女性为主。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因素不仅仅是表征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财富，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具有多重性价值，它不仅具有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个人收入能力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提高国家机器运行效率、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传承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人文价值，提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增进个人和家庭福利的效用价值。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其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就越广泛。从经济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赋权，从社会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社会赋权。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效率、公平和稳定更加引人关注。人力资本的社会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
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人口自然结构及其变化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人口自然结构不仅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人口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性别结构。目前及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自然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
3.1.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影响
（1）人口老龄化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0.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1%，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上半叶难以扭转的趋势（邬沧萍，2004）.根据年龄结构变化机制，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生育率下降推动阶段，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抬升了老年人口的比重，即"低部老龄化"；二是由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快速增长推动的阶段，即"顶部老龄化".迄今为止，中国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随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将进入顶部老龄化的时代，204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0%，2030年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届时，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①[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老年型人口标准下限高得多。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老龄社会，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标准：一是人口零增长或开始负增长；二是老年人口负担比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三是"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如果按照这几个标准判断的话，中国应该是在2030左右进入老龄社会。]
如同总人口的城乡分布一样，中国老年人口也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年有65.83%的老年人是居住在乡村。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下降，但由于大批年轻人口的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将超过城镇地区。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5%，已经超过城镇6.4%的水平。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挑战的重点是在农村。
（2）人口年龄负担变化趋势和"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老龄化趋势只是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变化，而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相应变化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和整个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均呈现下降趋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则一直处于上升势头，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都处于增长之中，在2030年以后出现减少的变化。三个年龄段人口规模及其比例的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口年龄负担趋势的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少儿人口负担比持续下降，在2010～2050年期间将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第二，老年人口负担比自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并且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会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第三，总人口负担比在2015年以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015年以后，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老年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从而导致了人口年龄负担比开始逆转上升。尽管如此，在1995～2035的40年中总人口的负担比都在50以下，而且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总人口的年龄负担比将大大低于1985年以前的水平（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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