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p71-7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与社会融合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谢朱宇、张涛甫等学者对本科题给予的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

  1流动人口居留行为研究的意义

  推拉模型的分析、以及大量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发生,但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完成。实际上多数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逐步地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形成一种非永久定居的移民。从城市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逐步地沉淀下来的。同时,他们的居留行为表现出"居留决定居留"的特点,也就是居留时间越长,就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

  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产生了新的判断。五普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是36%,而考虑到1.4亿的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多数是并非在城市永久居留的"暂时居民",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可能更低。真实发生着的人口城市化并非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那么简单,而是在乡城之间发生着的进城和返乡的总和。从农村部门观察这一过程,是农业剩余人口外出就业和流动人口不断回乡和周期性地返乡,而从城市部门加以观察,是流动人口象潮水一般地涌入城市又不断地退出,其中的部分人口则不断地沉淀下来。

  这样一个城乡间动态过程所组成的城市化对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城市部门对于流动人口有着不稳定的预期,不仅仅对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无从知晓的,而且对流动人口究竟是否会在城市生活、及要停留多少时间也是无从知晓的。甚至流动人口自身对在城市的继续居留也并没有稳定的预期。因此城市部门自然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针对流动人口的决策。

  流动人口外出就业和返乡当然对农村部门产生了相当明显的积极作用,不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和农业的生产率水平,也提高了流动者自身的视野。但是流动人口外出对于农村部门也是精英人才的流失,农村公共积累能力被削弱,留守儿童的教育水平弱化和中途辍学的情况有所增长,又使新一代的农村劳动力又继承父辈的经历再外出打工,使农村发展存在陷入不断循环的长期性贫困的风险。与此同时,实证调查也发现流动者在城市部门的产业经验和知识也并非完全对其返回农村有积极作用,因为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城市部门的知识和技能是并没有用武之地的。

  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居留方式是家庭型还是单身型、居留类型是工棚宿舍型还是社区租赁型等等,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不断融合的过程和程度。而流动人口不断融入城市,及其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产业、职业、户类型和住所形式等等的因素,也决定了其继续和长期居留的预期,这反映出不同群体在城市不断沉淀和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王广州等,2000;朱海燕,2001;王毅杰,2005)。

  因此,流动人口的居留模式反映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和城市体系发生相互作用的模式,反映了离开农村并和农村体系发生作用的模式,反映了城乡间沟通交流的模式。这种居留和沉淀的状况,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期望,也反映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态度。而进城和返乡的发生,也反映了流动人口从农村地区外出的态势,及其从城市回流后对农村所发生的可能影响。

  本研究希望通过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历史性研究,分析从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在城乡间的动态行为特点,以及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格局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城乡之间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及其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2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对上海的研究

  上海和其他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在人口流动上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上海的研究对东部大城市地区的流动人口发展特点和流动人口管理仍具有很强的建设意义。并且作为中国经济领先的城市和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发生在上海的经验也能够对全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先行性的经验。

  朱宝树(1997;1999)对上海流动人口居留状况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研究起点,基本的结论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上增加很快,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强度是逐步减弱的。不同时期意义上的不同批流入人口,其长期滞留的强度以1978~1983年为最大,1983~1988年和1988~1993年逐期减少,表现出平均滞留时间缩短、长期滞留强度减弱、更替强度增大的特点。也就是1990年代以前的乡城流动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地回流,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流动人口进城后的回流强度还有所加大。绝大部分流入人口以返回流出地或继续流往其他地区为主要去向,虽然存在流动人口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流动人口将以目前所流入的城市作为永久居留的归宿,长期滞留城市的流入人口是一个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朱宝树的分析也提出,1998年与1993年相比流入人口的已滞留时间有所增加,1993年以后长期滞留的强度有"可能"转为比上个时期增大。

  1990年代中期以后对上海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实际上从1998年以后的城市流动人口是以一个更快的速度继续集聚。那么,更快的集聚是带来更短暂的滞留和更快的回流,还是伴随着更长期的滞留和更快速的沉淀,需要我们用历史数据对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做一个更长时期和更近时期的考察。我们特别需要考虑,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流动人口居留模式是否发生了和具体发生着怎么样的变化。对这一流动人口居留模式变化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演示,并讨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应该发生怎样相应的调整,等等。

  2.2数据来源和数据的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1988年、1993年、1997年和2003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2000年人口普查的相应数据。这些调查虽然在具体抽样方法上有着一定差别,对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在城市一天及以上的人口。因此这些调查基本上都不不包括船民,也基本都不包括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的过境性人口。这些调查,提供了从时间序列上研究上海流动人口集聚过程和居留行为如何演变的基础性数据。可以看到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从1988年的106万上升到2003年的499万,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流动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都显著地提高了。

  为了构造等时期间隔的居留概率,我们对上海流动人口按照5年的居留间隔进行处理,即把人口分为居住5年及下、5~10年、10~15年、15年以上,并把时点数据调整为5年间隔,即从当前的1988、1993、1997、2000、和2003年调整为1983、1988、1993、1998和2003年。数据的处理方法参考了朱宝树(1999)年数据处理的方法,主要利用数学函数的修匀方法和线性内插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1983~2003年分5年时点间隔和分5年居留间隔的流动人口数(见表1):

  

  2.3分析方法和主要指标

  近年来研究的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流动人口居留表现出长期化,王广州等(2000)的研究也计算了不同人口群体的平均居留时间有一定差异。这种流动人口居留长期化的判断主要依据时点数据,即不同时点上流动人口中长期居住的人口比例增加了、平均居住时间增加了。但这种时点数据的比较,并不能反映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真实情况和变化,因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者的比重增加,可能是流动人口居留倾向加强的结果,也可能是新流入的外来人口减少的结果。为了说明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真实变化,我们将同一时期内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同期群,通过队列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流动人口行为模式的变化。

  

  根据上文的流动人口分居留时间别数据的处理结果,我们可以把流动人口划分为不同的同期群队列。不同流动人口队列的居留状况可以用列克西斯图加以表示(见图1),例如1998年在城市居住10~15年的人口9.8万人,就必然是1993年在城市居住了5~10年的人口10.7万人中继续居留得到的,也必然是1988年在城市居留0~5年的95.8万人中继续居留得到的。这样我们可以把不同时期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队列,并比较不同队列在继续居留上表现出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若干个指标来分析流动人口居留的模式。一是从不同时点所观察的流动人口分居留时间别的分布。二是期初期末滞留率,例如1983~1988年的期初期末滞留率就是1983年居留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在1988年继续居留的概率。三是分居留时间别的人口继续居留的概率,包括居留5年的人口继续居留到10年的概率,及居留了10年的人口继续居留到15年的概率。例如,在1983~1988年这个队列中,居留了5年的人口95.8万人中有10.7万人继续居留了5年。而在1988~1993年的队列中,居留了10年的人口34.4万人中,有32.4万继续又居留了5年。这些队列分析的指标,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居留模式和继续居留的强度。

  3流动人口居留模式分析的主要结果

  3.1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分布

  在流动人口中,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占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数据表明,在1983年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是刚刚来到城市半年以内的人,而到了2003年,大约80%的流动人口都已经在城市居留了半年及半年以上。这反映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断积累的效应。其中居留在城市1年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改革开放到1993年是下降的,而1993年以后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该指标值1983年为33.3%,到1993年下降为28.9%,之后总体处在上升的状态中,到2003年达到了64.6%.同样,居住城市5年及以上的比重也是从1983年的12.9%,下降到1993年的6.3%,然后从1993年以后开始增加,2003年上升到了24.4%.这说明从1983~2003年,总体上外来人口中长期居留人口的比重不是一直上升,而是先下降再上升(见表2)。

  

  从时点分析的角度看,长期居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上升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口涌入的快慢。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突然增加,会带来短期居住人口比重的上升和长期居住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增强的人口流动带来的长期居留比重下降。而当新进入城市的人口逐步减少,会带来在城市长期居留人口比重的增加,即是人口流动性减弱带来的长期居留人口比重上升。第二,流动人口中长期居留者逐步沉淀的程度的增加或者减弱,即流动人口居留所表现的沉淀的增加,会带来长期居留人口比重上升,反之则反是。

  考虑到实际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在不断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也在放大,可以认为1993年以后,流动人口在城市不断沉淀的程度日益加强,是造成总人口中长期居留的比重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3.2流动人口期初期末滞留率

  以5年为时间间隔,我们可以将1983~2003年划分为1983~1988年、1988~1993年、1993~1998年、1998~2003年四个时段,可以发现不同时间段下流动人口期初期末的滞留状况(见图2)。

  可以看到,1983年调查时点上已流入的50万外来人口中有10.2万人滞留至1988年,滞留率为20.4%;1988年调查时点上已流入的106万外来人口中有15.8万滞留至1993年,滞留率降为14.9%;1993年调查时点上已流入的251万外来人口有47.4万滞留至1998年,滞留率升为18.9%;1998年调查时点上282.3万已流入的外来人口有43.1%的人滞留至2003年,滞留率明显地提高了。

  从期初期末滞留率看,1993年左右表现为一个显著的拐点,人口长期居留的格局从降低到上升。而1998年以后期初期末滞留率的显著提高,说明1998年以后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强度有了突出性的提高。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流动人口在城市滞留下来的强度是逐步减少的,这个转折点也说明了1990年代中期流动人口可能发生了从"回流农村"向不断强化"在城市沉淀"的转变。

  3.3分居留时间别继续居留概率

  进一步对不同队列的分居留时间别的继续居留概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1)总体上看,居留的时间越长,继续居留的概率也越高。例如已居留10年后继续居留的概率普遍高于已居留5年而继续居留5~10年的人口。

  (2)从分居留时间别期初期末继续居留的概率看,表现出1993年前,居留5年的人口继续居留10年的概率存在一定下降,而此后继续居留概率都普遍地上升。

  (3)1993年继续居留概率的上升,表现出两个阶段。

  

  一是1993年到1998后,表现出居住10年的人口继续居留的概率基本在90%以上,而在1993年以前这一比例只有50%.就是说基本上1993年后,如果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了10年,他就会在城市永久的居留下去。而在1993年以前,这一现象并没有出现,在城市居留了10年的外来人口,也表现出很强的回流性。1993年以后,已经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回流性明显减弱,居留了10年以后的流动人口的回流性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1993年以后,上海城市流动人口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如果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居住了10年,那么基本上他就会有很强的倾向性继续居留城市,他们返回农村和原居住地的概率已经非常低。

  1998年左右是继续居留概率上升的第二个阶段,就是1998~2003年以后居留了5年以后的人口继续居留的概率明显地提高了。从1983~1998年,流动人口居留了5年后在未来5年中继续居留的概率一般在15%左右,而1998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5%左右,充分说明了1998年后外来人口继续居留的概率进一步强化了。

  (4)1993年后的流动人口继续居留出现另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居住了15年以后的流动人口继续居留概率反而出现下降。这与居留的时间越长,继续居留的概率越高的基本趋势产生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流动平均进入城市的年龄为20~25岁,这意味着35~40岁以后流动人口继续居留的概率会有所下降。这部分人口很可能地是由于婚姻和家庭原因回迁农村,或者被迫性地回迁农村,也很强程度地反映出地方劳动力市场对高年龄外来劳动力的排斥。这一15年以后继续居留概率会有所下降的现象,与其说是外来人口对自身未来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注解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无奈。

  4结论及对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的启示

  第一,要认识到我国城市化包含了乡城之间的进城和返乡、滞留和沉淀的综合过程,要针对非定居性移民的行为特点,从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两个方面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并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

  从1983~2003年的20年,是流动人口大量集聚和加速集聚的20年。这种增加不仅仅是表现为每个时点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增加,即从1983年的5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50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12%.而同时也要认识到各年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数也是保持增加的,例如1983年大约每年新进入的流动人口约35万人,1988年为72万人,1993年由于浦东开发特殊事件的影响年新进入流动人口178万人,1997年为114万人,2000年为164万人,2003年为176万人。后一种概念上每年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约为180万人左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城市流动人口发展集聚的态势。

  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是一个不断流入和不断回流的动态的过程,潮水一般的涌入过程和退出过程同时发生,在城市的容器中不断替换着不同流动人口,并使其中的部分人口逐步沉淀下来。这种回流和沉淀交错的模式,暗示着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改革并不一定要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例如郑州模式那样给流动人口普遍提供户籍和福利,不仅在公共财政上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外来人口都有需要这些福利。稳妥的办法是根据我国人口流动所具有的非定居性移民的特点,逐步地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体系。

  流动人口继续居留模式上的"十年"现象,对流动人口管理有一定的政策意义。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长期的贡献,也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生活和各种社会网络中。他们对城市的期望增强,长期居留的意愿提高了。他们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管理体系的需求也会随居留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城市部门与其对外来人口根据其身份设置门槛,还不如根据其居留时间提供适应性的导入对策。例如上海从2001年起就开始探索实施居住证制度,其初衷就是改变流动人口从暂住到居住,并逐步为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福利。流动人口完全可以根据居留时间得到更多的福利,例如居留了3年得到包括工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社会福利,居留了5年得到卫生医疗的福利,而居留了10年以后,则可以适应性地提供市民的待遇,完成与农民身份的脱钩,实现完整的市民化。通过这样渐进的办法实现城乡身份的转移,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并提供流动人口从农民到市民的制度性接口,在不断和稳定的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对城乡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