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2006年第3期

  摘要:本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香港和上海的青少年在父母控制,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香港(3,017名)和上海(3,022名)的中学生对以下几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父母行为控制、父母心理控制、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管教、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从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的行为控制较弱,就传统中国文化管教观念而言的管教较弱,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较弱,但他们的心理控制较强;2)相对于上海的青少年,香港的青少年认为亲子关系质量较差,他们的心理健康较差,并不太愿意在放学后回家,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在一起。

  关键词:青少年;父母控制;亲子关系质量;心理健康

  作者简介:石丹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社会福利实践及研究中心;韩晓燕/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李美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社会福利实践及研究中心

  一、研究背景

  文献回顾显示,在中国文化下进行有关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研究十分缺乏(Shek,1999,2003)。由于中国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实在有必要进行更多相关的研究。虽然,当我们提及“中国”研究时,往往会假设“中国文化”是单一的,但是,不同的华人社会里有关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现象是否相同,正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本研究尝试研究香港和上海青少年在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

  虽然香港和上海同是华人社会,也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但这两个城市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分别:

  第一,人口的差别:上海常住人口约为1,300多万,而香港的人口约700多万。

  第二,历史上的差别:虽然上海曾经出现租界,但一直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则在1842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97年回归中国。

  第三,文化上的差别:上海虽然在解放前受到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在解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文化的影响锐减。直至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才重新加强;香港文化在过去的百多年里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

  第四,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别:上海遵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经济;而香港则奉行资本主义,政府通常扮演“不干预”经济的角色。

  第五,经济发展的差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上海的经济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发展;相反,随着经济转型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香港的经济在回归后发展缓慢,失业率持续上升。

  第六,家庭特点的差别:上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尤其是1980年代后成立的家庭中以一个子(女)为多数,且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相对平等;相反,香港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此外,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The Hong Kong Council ofSocial Service,2002,2005)指出,香港的家庭凝聚力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下降。

  基于以上不同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下问题:这两个城市里的青少年在看待父母亲职和亲子关系质量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

  在现有的文献中,虽然关于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中港两地比较研究并不多(Lau ,etal .1990;Berndt ,et al .1993;Chen ,Liu &Li ,2000),但其中有些零碎的研究显示,香港父母的亲职及亲子关系比内地的情况差。例如,《青少年的家庭角色与责任:两地比较研究报告》(陈婉华等,2004)指出,虽然大部分的香港和广州青少年均认为父母有需要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但相对于广州青少年而言,较少的香港青少年认为父母经常尊重子女、教导子女、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子女及在意子女的学业。该研究指出,广州的青少年比香港的青少年较为满意与父母的关系及主动与父母分享感受。此外,在《“青少年自信心”两地比较研究报告》(罗润秀等,2001)中,研究结果指出,与香港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相比,广州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好。

  在现有的中港两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比较研究中,有很多研究都指出香港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比内地青少年差。一项有关香港与上海青少年心理健康比较的研究指出(陈启芳、吴铎,2001;陈启芳、吴日岚,2002),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自尊比上海青少年差。而在两项有关香港与广州青少年自尊感比较的研究中,结果均显示香港青少年的自尊感比广州青少年低(魏雁滨等,1995;罗润秀等,2001)。

  在本研究中,我们会检视香港和上海青少年对父母亲职观点的差异。文献回顾显示,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亲职有不同的看法(Maccoby &Martin,1983)。在这些概念中,父母控制(例如,控制相对于自主和严厉、相对于放纵)被广泛用来描述亲职特点。然而,父母控制尽管被广泛地使用于现有的亲职模式及相关研究中,很多学者依然指出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母控制(Barber,1996,2002;Steinberg,1990)。一般说来,有两类父母控制比较明显:一类是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 ),指“父母通过控制子女的活动来负面地影响子女的心理世界,从而决定子女的心理发展”(Smetana &Daddis,2002:563),心理控制的例子包括强迫性的口头表达、无价值感、人身攻击、负疚感、爱的撤退以及古怪的情感行为等;另一类是行为控制(behavioral control ),指“父母为子女订下的规则、制度及约束等”(同上)。Barber(1996)指出心理控制是亲职中“被忽视的方面”,“研究者很少特别关注心理控制及其变量”。

  关于父母的行为控制,有关研究指出通常会以“父母监控”(parental monitoring )这个概念来表示(Pettit ,et al .2001;Smetana &Daddis ,2002)。然而,当“监控”意味着“监视或跟踪的时候”(Dishion &McMahon ,1998),常常又会用父母对子女活动的理解(parental knowledge)来测量(Crouter &Head ,2002;Kerr &Stattin ,2000)。Stattin 和Kerr(2000)认为父母监控(即监视)与父母对子女活动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父母的理解不一定反映在监控活动上,子女的主动揭示才是关键。从概念来看,有必要认识父母行为控制的多面特点(Smetana &Daddis,2002)以及区分父母监控与父母对子女活动理解的不同。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在父母行为控制上(即父母试图控制和管理子女的行为)至少有5个不同的方面:1.父母的知识(即父母对子女的处境知道多少);2.父母的期望(即父母对其作为父母的规则和希望);3.父母的监控(即父母监视和跟踪以及父母主动去理解子女);4.父母的管教(即根据父母期望而对子女作出的奖励和惩罚);5.子女对父母行为控制的满意度。

  另外,一些研究还指出可以用概括的观念(global measure)来描述亲职。例如,在Maccoby和Martin(1983)提出的模式中,建议将“父母反应”(parental responsiveness)和“父母要求”(parental demandingness )作为概括的亲职层面。

  总而言之,本研究旨在探讨沪港两地青少年在以下变量方面的差异:1.父母行为控制(包括父母知识、期望、监控、管教及要求);2.父母心理控制;3.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管教;4.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

  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方面,Stattin 和Kerr(2000)指出有必要研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信任。遗憾的是,这一方面通常是被忽略的。Rotenberg (1995:713)指出:“尽管信任在社会化过程中显然是重要的,但很少引起实证研究的关注。”Noack ,Kerr和Olah(1999:174)也认为:“在家里的信任几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Crouter 和Head(2002:473)也批评说:“许多有关父母监控的研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身上而不去分析亲子关系的质量”。此外,我们也会研究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及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倾向状况。

  究竟香港和上海的青少年在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观点,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有什么分别?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虽然香港的经济在2003年后有所增长,但工作和就业仍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很长,与家庭接触的时间相对减少。

  第二,香港是一个十分强调成就的社会,很多父母往往只强调子女的学业成就,而忽略管教子女的行为。此外,由于传统中国道德规范的崩解,父母对子女行为上的要求也有所降低。

  第三,研究结果显示(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2002,2005),香港家庭的凝聚力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减弱。

  第四,上文所回顾的研究结果显示:(a )香港家庭的亲子关系较内地差;(b )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比内地青少年较差。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的行为控制较低,但心理控制却较高;

  假设2: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较差;

  假设3: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比上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差。

  二、研究方法

  (一)测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不同的工具来测量不同方面的父母亲职特点及亲子关系质量。这些测量工具包括:父母行为控制(知识、期望、监控、管教、广泛性的要求及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控制特点)、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亲子关系质量(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倾向及子女与父母互相信任的情况)及心理健康(包括自控感、希望丧失感、生命满足感及自尊感)。

  1.父母控制评估

  (1)父亲亲职知识量表(PKNO )和母亲亲职知识量表(MKNO)。根据文献回顾,以下7句组成父亲亲职知识的测量量表:a.“爸爸清楚地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b.“爸爸了解我在学业上的表现”;c.“爸爸通常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有测验和考试”;d.“爸爸清楚知道我与什么人做朋友”;e.“爸爸知道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f .“爸爸晓得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事情”;g.“爸爸不清楚我怎样运用空闲的时间”。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KNO :香港=.82;上海=.76)。同样的问题用于评价母亲的亲职知识,组成母亲亲职知识量表(MKNO:香港=.85;上海=.79)。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亲职知识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知识水平越高。

  (2)父亲期望量表(PEXP)和母亲期望量表(MEXP)。透过文献回顾,我们用以下7句来测量父亲期望:a.“爸爸要求我在学校要有好的行为”;b.“面对考试时,爸爸期望我要努力温习(注1)”;c.“爸爸期望我在学业上有好的表现”;d.“对于我与什么人交朋友,爸爸有明确的要求”;e.“对于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爸爸有清楚的规定”;f .“对于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事情,爸爸有清楚的规定”;g.“爸爸对我怎样用空闲的时间没有清晰的规定”。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EXP :香港=.72;上海=.66)。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的期望,组成母亲期望量表(MEXP:香港=.71;上海=.64)。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期望水平,分数越高表示期望水平越高。

  (3)父亲监控量表(PMON )和母亲监控量表(MMON)。依据文献回顾,我们用以下7句来评估父亲的监控:a.“爸爸主动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b.“爸爸通常会检查我的功课,看看我是否把功课做好”;c.“爸爸主动了解我温习功课的进度”;d.“爸爸主动了解我与什么人做朋友”;e.“爸爸通常主动要求我告诉他,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f.“爸爸主动了解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g .“爸爸不会主动了解我怎样用空闲的时间”。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MON :香港=.82;上海=.78)。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的监控,组成母亲监控量表(MMON:香港=.79;上海=.76)。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控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监控水平越高。

  (4)父亲管教量表(PDIS )和母亲管教量表(MDIS)。基于文献,我们用以下5句来测量父亲对子女的管教:a.“当我努力读书时,爸爸会赞赏我”;b.“当我不用心温习时,爸爸会责骂我”;c.“当我的行为表现欠佳时,爸爸会责骂我”;d.“当我做事有分寸时,爸爸会赞赏我”;e.“当我不遵从爸爸的期望运用空闲时间,爸爸会责骂我”。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DIS:香港=.68;上海=.63)。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对子女的管教,组成母亲管教量表(MDIS:香港=.70;上海=.68)。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管教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管教水平越高。

  (5)父亲反应量表(PRES 及PDEM)和母亲反应量表(MRES及MDEM)。根据现有的亲职模式,在评价父母控制时经常使用父亲亲职方式量表和母亲亲职方式量表(Lamborn ,etal .,1991),这两项量表被用来评估青少年对父亲或母亲亲职行为(反应和要求程度)的看法,主要参照的是Maccoby 和Martin(1983)的架构。Shek(1999)提出了经过修正后的量表,发现在这些量表里有两个稳定的导向,即“反应”和“要求”。在本研究中,反应量表(13项)和要求量表(7项)都是可信的,父亲的信度分别为PRES:香港=.85;上海=.76和PDEM:香港=.76;上海=.74,母亲的信度分别为MRES:香港=.84;上海=.76和MDEM:香港=.73;上海=.75.有关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反应或要求的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父母积极的亲职特点越显着。

  (6)父亲心理控制量表(PPSY )和母亲心理控制量表(MPSY)。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Barber,1996,2002),以下10句组成父亲心理控制量表:a.“爸爸经常想改变我对事物的想法或感受”;b.“爸爸重视他的想法而轻视我的想法”;c.“在我与爸爸的交谈中,爸爸经常打断我的说话,要我跟从他的看法”;d.“爸爸经常将家人面对的问题归咎于我”;e.“当爸爸批评我时,他经常提及我以往所犯的错误”;f .“如果我对事物的看法与爸爸不同,他对我的亲切和友善的行为会减少”;g.“如果我令爸爸失望,他会对我不瞅不睬(注2)”;h.“如果我令爸爸不开心,他会停止与我说话,直至我再取悦他为止”;i.“我的爸爸想控制我做的一切事情”;j.“我的爸爸经常尝试改变我去达到他的标准”。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PSY :香港=.88;上海=.88)。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对子女的心理控制,组成母亲心理控制量表(MPSY:香港=.90;上海=.90)。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心理控制的水平,分数越高控制水平越高。

  (7)中国父亲控制量表(CPCS)和中国母亲控制量表(CMCS)。以上量表都是参考西方文献和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对子女的控制,透过文献回顾,我们运用以下12句来评价持中国文化信念的父亲控制:a.“爸爸要求我要‘生性’(注3)”;b.“爸爸要求我要‘乖’和‘听话’”;c.“爸爸要求我要有好的品德和行为”;d.“爸爸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我的坏行为‘有辱家声’(注4)”;e.“爸爸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别人批评他‘无家教’(注5)”;f .“爸爸要求我尊敬他”;g.“爸爸对我的管教很严”;h.“爸爸经常教导我有关行事为人的道理”;i.“当我做错事,爸爸通常要求我要反省”;j.“当我做错事,爸爸一定会教训我”;k.“当我达不到爸爸的要求时,他会督促我要努力”;l .“爸爸要求我与长辈相处时要有礼貌”。信度分析表明有关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CPCS:香港=.86;上海=.80)。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中国文化背景下母亲对子女的控制,组成中国母亲控制量表(CMCS:香港=.85;上海=.80)。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依据中国文化观念父母对子女控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控制程度越高。

  2.亲职信念评估:父亲的亲职信念量表(PBEF )和母亲的亲职信念量表(MBEF)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用以下5个句子来评估子女对父亲在传统亲职信念方面的认同观点。a.“我的爸爸相信:做子女的,无论如何都要服从父母”;b.“我的爸爸相信: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c.“我的爸爸相信:棒下出孝子”;d.“我的爸爸相信:爸爸疏于管教子女会令子女做坏事”;e.“我的爸爸相信:父母有责任严厉地管教子女,以防子女行差踏错”(注6)。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BEF:香港=.77;上海=.71)。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估子女对母亲在传统亲职信念方面的认同观点,组成母亲的亲职信念量表(MBEF:香港=.80;上海=.76)。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对父母传统亲职信念的认同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认同水平越高。

  3.亲子关系质量评估

  (1)对父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 TF )和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 TM )。依据文献,我们用以下4个句子来测量子女对父亲控制的满意度:a.“爸爸对我的管教是合理的”;b.“我乐意做爸爸要求我要做的事情”;c.“爸爸对我的管教方式令我反感”;d.“我相信爸爸对我的管教对我有益”。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SA TF:香港=.79;上海=.75)。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子女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组成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 TM:香港=.78;上海=.75)。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