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原载《社会》2008年第6期

  摘要: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微观的社会互动场域,也取决于宏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本文以作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所掌握的广州餐馆等服务业中从业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生活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打工妹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起码"像个城市人"还是能够争取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打工妹;身体资本;城市适应

  本文系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性研究"的成果之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入城市、涌入工厂,成就了改革开放大潮中最为壮观的社会流动现象。在这气势磅礴的"民工潮"中,流动的农村女性,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被称为"打工妹"的农村青年女性,因其庞大的数量,在"民工潮"中的独特构成和作用,以及与当地社会发生着的丰富多彩的互动,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社会景观。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也为沿海地区尤其是毗邻港澳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的率先发展创造了条件。凭借毗邻港澳、具有便捷的海外交通优势,以及中央政府给予的特区政策优惠(Vogel ,1989:62-66、442-446),20世纪80年代后,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以轻工业、电子工业占主导的"三来一补"外向加工型企业大量涌现,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来民工尤其是打工妹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珠江三角洲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中,女工或打工妹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1)轻工业和电子业的生产特点需要心细手巧并且又有耐心的工人,而女性显然比男性更具备这些特点;(2)

  相对而言,年轻女性养家糊口的责任轻,她们能够接受比男工更低的工资,从而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更具竞争力;(3)加工型企业常常需要根据订单加班加点地工作,只有精力旺盛的年轻女性才能够胜任长时间的工作;(4)长期以来,在男权至上的中国社会中,女性备受压迫,形成了柔顺、服从的社会性别特征,从而在工厂体制中容易被控制和管理,这大大降低了工厂的管理成本。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虽然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30%左右,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广州和深圳等地,年轻女性却占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总数的80%以上(杰华,2006:286;Solinger ,1999:22)。她们主要受雇于外资开办的生产玩具、电子产品的企业和纺织业——这使她们多多少少"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线"(杰华,2006:4)。

  除了这些加工型企业以外,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通常还在下述两个领域谋生:一是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诸如餐馆或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发廊的洗头妹、烟酒促销小姐、家庭保姆以及走街窜户摆地摊或在菜场卖菜的小商小贩等等;二是从事色情服务等边缘职业,是中低档地下色情场所从业人员的主要构成部分。尽管色情服务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但近年来其地下经营规模已经达到产业化的程度(潘绥铭,1999)。

  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之一,打工妹处在社会身份与社会性别双重弱势的地位。这一独特的地位及因此而来的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女性主义兴起及性别平等成为一种全球性诉求的背景之下,自然会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在北京从事保姆业和在珠江三角洲从事加工业的外来女工为对象的研究中,关注点集中在打工妹的群体特征、生存状态、流动过程和普遍心态等方面,当然也会针对她们的权益保护、平等发展等问题提出各种对策性的建议("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1995)。在此之后,唐灿(1996)进一步描述并分析了打工妹因性别身份和就业身份而受到的双重歧视,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更深刻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以及因就业差别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谭深(1997)则揭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女工的原因:女工只在婚前工作,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女性不负担养家的责任,所以可以接受低工资。

  有关打工妹的研究也吸引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潘毅(1999;2005)通过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企业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转引自郑广怀,2007),尤其是通过一个工厂女工的尖叫和梦魇,通过其在工厂体制中的身体的痛楚,揭示了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背景的情况下,打工妹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男权文化的势力所撕裂的(Pun,2005);并且指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和无意识的交界中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潘毅,1999)。同潘毅的尖锐的阶级分析话语相比,澳大利亚学者杰华(Tamara Jacka)(2006:728)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叙述要舒缓一些。她欲图通过对北京"打工妹之家"的22位女打工妹的访谈,"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这些女性所产生的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影响",以及"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但上述两项研究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其一,无论是潘毅还是杰华,都力图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打工妹在城市生活中所遭际的结构性压力与转换。在杰华(同上:27)眼中,"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中国妇女是全球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在潘毅笔下,"打工妹"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产生的某种特定工人类型,因为"打工"本身就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换(Pun ,2005:103)。其二,尽管打工妹是中国社会最边缘的形象,但潘毅和杰华都力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她们的主体性。在杰华那里,打工妹本身就是"经验的创造者",2001至2002年间发生在"打工妹之家"的诸多事件说明,"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开始将自己视为主体和能动者,而且将自己视为反抗的能动者"(杰华,2006:85);与杰华相比,虽然潘毅笔下的打工妹在阶级"失语"的背景下缺乏所能依赖的制度化资源(包括像"打工妹之家"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甚至丧失了抗争的符号性资源(抗争的语言),但她们的尖叫作为一种消极的抗争,仍然表明了她们的主体性存在。

  概而言之,上述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展示了打工妹在城市和工厂中艰难的生存状态和被边缘的社会地位;并透过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如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社会性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打工妹在婚姻恋爱、个人发展、人身安全诸多方面遭遇的沉重压力。

  本研究认为打工妹虽然置身于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中,但并非只能通过潘毅所揭示的"尖叫、梦魇"式的消极抗争和杰华所描述的多少有些组织化的抗争方式锲入城市社会,她们也许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即通过各种积极的个人策略在城市生活或打工生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本文所叙述的研究和潘毅、杰华的研究在时间上基本上是平行的,从研究范式上说也正好可以视为对这两项研究的一个补充。具体说来,这种积极的个人策略就是在不可超越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夹缝之中,打工妹通过日常城市生活中富于技巧的实践,积累文化资本,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现代城市,以求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打工妹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的活跃的领悟能力和充满创造力的行动逻辑与策略,是"主体建构社会实在"的生动案例。

  文化资本是借用布尔迪厄(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布尔迪厄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中使用的文化资本概念,在解释阶层区隔(distinction)和教育再生产时具有独到的解释力。在布尔迪厄那里,文化资本的含义是指中产阶级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包括各种符合上层社会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本文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属于社会最低阶层,她们不会像中产阶级去模仿和学习上流社会的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城乡的差别,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差异悬殊并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乡村文化。农民进城后学习城市文化模式的动机和过程,与中产阶级模仿上流社会的文化现象非常相似,所以,本研究借用文化资本作为研究农民城市适应性的一个操作性概念。文化资本包含如下指标项:语言(操地方话、粤语、普通话等);词汇(方言、城市流行语)(朱虹:2008);打扮(着装、化妆、美容、发型);体态(举手投足、站立座行、面部表情);在读物、音像制品方面的品味特征;城市观念;闲暇活动;等等。本研究主要从身体、语言、行为及观念四个方面展现进城农民在城市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就本文而言,仅仅呈现文化资本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体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打工妹通过塑造城市的身体获得城市认同和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

  城市适应是指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自在的状态,包括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本研究使用的"城市化"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有所不同,是"城市社会化"的含义,仅限于个体的城市适应历程,即特指乡土社会的居民迁移到城市社会后,学习掌握城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适应城市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城市人来说,这一过程是伴随其个人成长而顺当地完成的,而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进城农民,从小接受的是农村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便接受过中学教育,也大多是在县级以下的农村学校完成的。他们对城市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书本和其他间接知识,城市对他们来说是神秘而陌生的。他们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直接面对城市,必须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学习城市的各种行为规范、生活模式,以适应新的环境,这个过程就是进城农民的城市社会化过程。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是通过城市化的过程得以实现的。

  本研究始于2001年。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笔者在广东东莞、中山和广州三地收集了20余位在工厂或餐馆酒吧工作的打工妹的访谈资料。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笔者其间还两度在不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扮作打工妹去工厂和餐馆进行参与观察:第一次是2001年3月,到东莞市塘下镇的X 电子厂的电线部当了两周的车间文员;同年9月,又经人介绍,在位于广州闹市区流花路上的T 酒店当了27天的服务员。这两段时间都称得上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真正的打工生涯。

  二、理论的借用或切入的角度

  笔者所从事的有关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妹是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身体的城市化,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这样一种研究路径或视角,不能不依赖对现代社会学或那种将身体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的社会学的扬弃,转而借用一种承认"人是有身体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身体"(特纳,2000:89)的身体社会学。从后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要谈论的打工妹在日常生活中的克制饮食、减肥、护肤、锻炼、追求性感和"洋气",就不仅是对个人虚荣、身体健康甚至性吸引力的一种追求,而且是当今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对生存于其间的个体的一种必然需求。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人的身体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社会性的。社会的身体体现在身体与社会交互建构的关系上,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状态,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走、站、坐等举止,呼吸、步态、肤色以及发式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建构的。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构成了身体的社会性。

  尽管忽视身体、崇尚精神或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一般将身体的缺席追溯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传统上。在笛卡尔那里,身体和心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个人思维而不是身体对个人存在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同上)。单就社会学而言,身体的缺席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对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做更为完整和生动的把握。

  社会科学对身体的关注源于哲学家梅洛。庞蒂(1962),他通过证实人对世界的感知必须凭借活生生的身体这一事实,以克服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设置的对立。但是,对身体社会学做出直接贡献的无疑是M.福柯(1989;1999;2001),他通过对现代临床医学、监狱和性的研究,说明现代社会对身体的关注实际上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M.福柯论及的主要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规训体现出的权力和身体的关系,揭示了生产主义对身体的组织和要求。在这种组织和要求之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想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历史,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福柯,1999:27)。

  一如B.特纳(2000:40)所言,"身体有历史",自20世纪资本主义从生产迈向消费之后,权力组织和改变身体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要求身体作为一个器具去生产,现在要制造出身体的需要来,不断地让身体成为消费的对象。于是,历史成为消费主义的历史,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郑丹丹,2007)。借用B.特纳的话,如果说上述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带动了社会的主要任务从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转变为在社会空间中展现"外在的身体",那么,唯一不变的仍然是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中的权力,对身体精心而巧妙的改造。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上述变化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禁欲、纪律和身体的克制都与生产的推进有着天然的联系(韦伯,1987)。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人们表现出的却是对欲望、享乐主义或自恋主义的强调(Lasch ,1979)。正如B.特纳所说,D.贝尔(1989)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实际上就是由这种对"内在的身体"的限制和对"外在的身体"的张扬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不过,中国案例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于,鉴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型态的复杂性,上述在历时态纵轴上展开的张力,就有可能以并存的方式出现在共时态的横轴上。具体说来,在我们研究的打工妹身上,既能够看到适应工业秩序所需要的对"内在的身体"的限制,也能够看到为了不落伍于消费社会而得以张扬的"外在的身体".

  这多少与社会向消费主义的转变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关注,对身体苗条和自我控制的强调无以复加。此时的身体早已不是单纯的肉身,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身体开始成为品味(taste)和区隔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身体能够成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区隔象征,它自然能够成为承载价值的文化资本的某种象征。"严格说来,生物学的差异通过举手投足的差异,通过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获得了强调和象征性的凸现,而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反映了一个人和社会世界的总体关系"(Bourdieu,1984:192)。进一步说,不同的身体或身体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阶层在社会中所结成的不平等的关系。身体的演化发展与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身体的处理、应用,也在地位的获得及区隔的形塑与维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身体的发展通过个体的社会位置、惯习的形成、品味的发展,体现出不同阶级的烙印,不同的社会阶级自然也会养成不同的身体形象。而且,根据布尔迪厄(Bourdieu,1984)的观点,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偏向苗条,而工人阶级的身体则有意展示男性的力量。事实也是这样,在大机器生产尚未全面退出的时代,英国的无产阶级后代单单为了保有这种男性气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放弃学业(Willis,1977)。

  虽然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身体或身体体现,但既然身体所附着的社会性符号或所体现的文化资本,是行动的个体在特定的生活世界里,遭遇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等级,通过社会实践而赋予的,那么,这种文化资本也就既能通过习得从同一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亲代传向子代,也能通过习得为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所拥有。本文将沿着这一思路,展现打工妹的身体是怎样进入城市的,她们在城市中是通过何种途径积累起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之象征的身体资本,从而使自己的"乡村的"身体变为"城市的"身体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她们对城市生活适应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上一篇: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

下一篇: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如何改革大学?

作者原北京大学教师,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研究生   一,改革与批评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人事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张维迎教授撰写的“关于《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及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阐述了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与设计原则,并试图回答来自校内外的许多批评,为关心这次改革的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了解这次改革的内在逻辑的绝佳机会。北京大学的这次改革,虽然第一稿在征求意见的……去看看

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话语成了知识分子政治思考中较少有风险的领域,且可以同时满足政府的需要、社会自我表达的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渴望。随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本文试图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之原因和特点,并且讨论它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关系。一……去看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出现了蓬勃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状况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发展受政治性因素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越来越趋向于世俗化、大众化;各种精英文化思潮之间的异质性成分越来越多;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离国际化的轨道越来越近。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文化  政治发展  大众文化  文化思潮文化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及人类自身作斗争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演化而成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涵盖着人类历史活动的一切内容。这种文化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大历史文化。当……去看看

与一位农民朋友的书信来往与思考

中国乡村萌动着什么?——与一位农民朋友的书信来往与思考   中国乡村萌动着什么?中国农民在思索着什么?面对乡村社会的种种冲突,中国农民正在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一些地方,农民面对乡村干部的巧取豪夺而奋起斗争,他们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如果农民是有组织的,他们又拥戴什么样的人做领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让我们认识一位农民,读一读他的文字,或许我们从中可以悟到一点什么(本文所涉及他的文字,已经他同意公开发表)。   农民邹传舜   (下面的文字摘自邹传舜给我2000年5月1日来信的附件,除删节外未作其他文字……去看看

民主在什么意义上说是个好东西?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03期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有关“民主是个好东西”[1]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新一轮讨论。从网络言论看,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一种通俗表达,它所针对的是那些迄今为止还对民主价值持有怀疑态度、坚持认为民主不适宜中国国情的看法。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一表述背后隐含了丰富的思想主张和争论。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优势和不足,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比较而言,民主大概算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因此,“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说法当然是有条……去看看

保守主义病理分析

记得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七章“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开头,曾援引怀德海(Whitehead )的一段话,作为自己对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批评的一个引子。那段话这样说:“人类现时是在改变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之一种罕有的心情中。仅仅靠传统来强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力量了。”保守主义思想则刚好与此相反,殷先生将其特征概括如下:“他们所共同的特征是对新异事物、观念和制度常抱拒斥的态度,并且对于长久存立的传统及文物认为不可侵犯。”(以上引文均见该书第236 页)据此,他将中国的保守主义分成两种类型……去看看

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提要: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制度安排是通过影响主观心理和认知从而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和决策。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以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现行低保制度安排会对低保对象的求职行为产生哪些影响?定量研究发现,就业责任心、求职制约和受教育程度对求职强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困难和求职自我效能以及救助变量对求职强度无显著影响。定性研究发现,影响低保对象退出、就业决策的因素除了替代率外,还包括……去看看

社会演化论的一般理论

本书到此为止,已经用最粗略的笔墨勾勒出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历史机制。可是我觉得言犹未尽。我想把欧洲的这一发展历程放在总的人类历史上加以考察。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住欧洲,那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不认为欧洲走过的道路,具有独一无二性。我在本书采取的是社会学的立场,我认为欧洲所经历的两大社会阶段具有某种普世性。我绝不是说:它“应该”具有普世性,那就不是社会学的立场了。因为社会学要求以社会学立场发言的人,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必须杜绝“应该”二字;必须只谈事实,只对事实做客观分析,只依据事实做一些预测。我说……去看看

我的四个父亲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去看看

从台湾选举看大陆民主化的道路选择

公元2000年3月18日,在大陆和台湾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终于因失去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失去了执政地位。台湾此次选举所带来的政党更替为我们反思大陆的民主化道路提供的特别重要的素材。  在非民主社会,尤其是在一党独大的威权社会,执政党自身是否愿意民主化往往是一个社会能否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关键。在台湾,民主化转型就是与由蒋经国、李登辉所领导的国民党的顺应和配合分不开的。  然而,在大陆,执政党有可能、有意愿去扮演类似的角色吗?很多人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认为只有依靠大陆执政党内部的民主派,才能推动大陆的民……去看看

自决原则在历史上的实践及其含义的演变

自决(self determination),通常是指某一人群,特别是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人群,自由地决定自己政治地位和前途的权利。它最早是由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适应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要求。自决遂成为民族主义的最高要求和最集中的体现。自决原则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许多原则一样,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广泛阐述和实践,并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经过本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自决原则开始深入人心,并在1945年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完成了从一项政治原则向国际法原则的转变。  下面将从自决原则在历……去看看

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原载《天涯》2000年第2期  几个星期以前,在复旦大学的校园系列学术讲座作一次演讲。题目是“从改革的政治学的角度看清末新政”。   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清末新政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改革运动,但过去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抛弃成见,从改革的政治学角度,来认识这场新政中的矛盾、改革战略选择中的两难性问题以及政治冲突` ,那么我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对当下中国的改革同样具有启示性的东西。   我还进而谈到,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例如,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不同,社会性质不同,改革……去看看

两委矛盾的出路:按照同一节拍舞蹈

内容提要:地方政府推行的化解两委矛盾的改革,如“两票制”、“一肩挑”、“一化三制”等,多着眼于强化党组织的控制能力,提高党组织的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村庄的最权威力量;弱化自治组织的控制能力,降低自治组织的政治地位,使之接受党组织的驱遣,甚至完全消失在党组织的阴影之中。这些改革虽然消灭了两委矛盾,但是同时也消灭了村民自治制度。河北青县的“新模式”却与众不同。青县新模式启示人们,建设性的解决两委矛盾的方法,应该是把党组织有机地嵌入村民自治的大系统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使两委共同遵守村民自治的原则,按照同一……去看看

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

本文原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发表时文字略有改动。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采用政治沟通研究方法,对中国主权国家生成逻辑中的政治整合模式进行考察。全文基本理论线索如下:西方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政治强权,迫使传统中国相应实现了国家的现代性转型——消除肉身化的权力载体,完成精密国家机器的建构。由此产生的新的国家形式——现代民族国家,改变了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沟通关系,瓦解了以血缘、地域、身份、宗教、民俗为基础的传统整合结构,将传统社会改造成为国家的治……去看看